【国关青年说】李星原:从“冲击-反应”理论分析“欧洲联合”

/2020-07-10/
原标题:【国关青年说】李星原:从“冲击-反应”理论分析“欧洲联合”中国人民大学2018级学生【关键词】力量对比欧洲联合冲击-反应内容提要二战后的欧洲面临着严峻的... ...

原标题:【国关青年说】李星原:从“冲击-反应”理论分析“欧洲联合”

中国人民大学2018级学生

【关键词】力量对比 欧洲联合 冲击-反应

内容提要

二战后的欧洲面临着严峻的形势:经济的亟需恢复;殖民地的相继独立;美苏对欧洲的控制和影响……“走向欧盟”是欧洲在前所未有的冲击下作出的反应。研究欧洲历史应特别强调世界力量的对比,也就显现出美、苏、第三世界国家力量对欧洲的冲击。本文的核心观点是:走向联合是长期居于世界中心的欧洲突然面临美苏及第三世界国家力量冲击的产物,符合“冲击-反应”理论;但剧烈冲击下的突然反应,往往因准备不足而带来众多问题。

二战结束至今,世界力量的对比带来了国际体系的调整。三大影响世界的事件:美苏冷战、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社会主义阵营解体,都正面或负面地直接影响了欧洲联合的情况。欧洲面临的情况是突发的、前所未有的、复杂而难以预料的。战后初期,美国和苏联确立了对欧洲的绝对优势;战时盟友变为冷战中的敌人,将欧洲突然变为对抗的前沿;殖民地国家民族解放的烈度和广度,前所未有;社会主义阵营的突然解体,也是所有国际政治学家和过去的国际政治理论都没能预料和解释的,其曾经为欧盟力量和影响力扩大提供前所未有的机遇。

因此建构新体系、走向联合的过程,是应对众多前所未有的突发状况的结果,也必然因全新尝试和准备不足遇到诸多新问题。这就是“冲击-反应”模式给冲击受体带来的弊端。

一、冲击-反应理论

“冲击-反应”理论一定程度上阐释了一个长期保持静止的受体,在面对外来巨大冲击时会进行被动调整的现象。而这种被动的调整,可能是一个曲折的、长期摸索的过程。在解析近代中西关系时,学者费正清提出了“冲击-反应”模式。费正清认为中国有独特的文化传统,其“近代化”必然受到这一文化传统的制约,而中国近代化的开始还是以西方的冲击为动力,即传统的中国文明充斥着惰性,传统模式阻碍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而西方文明充满活力。因此,中国的传统社会只有经过西方的冲击,才有可能取得进步。这一观点受到了许多学者的批评:因为费正清忽视了中华文明自身强大的更新能力。

可见在以上观点的基础上,“冲击-反应”理论是需要就具体区域情况进行调整的。“静止”应该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即马克思所说的“相对静止”。欧洲国家在近五百年来确实引领了许多的技术革命、政治变革与社会思潮,但欧洲国家处理国际关系,在很长时间内确实保持着以下的特点:欧洲大陆上保持均势;虽有和平时期但除了军事征服外没有政府和国家层面的联合动力;对外在处理殖民地问题上实行“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这就导致欧洲长期存在着内部的对抗、竞争,对外则因为处于世界中心而保持优越感。以上内容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与一战后受到削弱,但仍有保持,维持者死水微澜的假象;而在二战之后这一切彻底颠覆,荡然无存。可见欧洲同样存在着自身的惰性和静止,二战后世界格局的变化足以对传统欧洲强国构成剧烈的冲击。欧洲过去的“静止”,是欧洲长期以来处理国际关系形成一种习惯的体现,而这种习惯在二战后得到了改变:欧洲前所未有地试图用和平方式,从经济入手利用“外溢效应”走向整合。在外部势力没有导致剧变的情况下,欧洲虽然试图整合但手段是战争,而康德等人欧洲联合的思想也很少运用到实际中去。

总的来说,欧洲在战后的走向联合其实也是符合“冲击-反应”理论的,也确实证明“冲击-反应”理论需要与时俱进,在承认外力作用的情况下,发掘受体的自我更新能力——尽管这种自我更新可能是曲折、被动,甚至带来新问题的。

二、欧洲国家面临前所未有的力量衰退引发被动反应

约翰·米尔斯海默曾经对一些欧洲国家何时为大国进行过时间划分,比如德国(1862-1945)、意大利(1861-1943)、英国(1792-1990,但1945年后被划分为新阶段之一)。这些欧洲大国基本上都以二战为分水岭,先后结束了真正的“大国”地位。

五百年内欧洲一直受到外围或边缘力量如奥斯曼帝国、俄国和美国的影响;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美国领先于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欧洲受到了重创,而美国等外部力量则相对崛起并将力量投送到欧洲。诸多历史事件表明五百年来欧洲虽长期是世界中心,但早在其成为世界中心的时候就已经受到了外部力量的挑战和影响。

然而欧洲彻底丧失世界中心地位和大国应有的话语权,沦落为“次大国”的时间节点,确实是是二战的结束与雅尔塔体系的建立。一战之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欧洲大国如英法意尚可占有巴黎和会“五巨头”中的三席,左右世界格局;华盛顿海军会议与伦敦海军会议中,这三国也尚可保留一定比例的舰队吨位,尤其英国在美国冲击下,仍可与之持平,同为世界海军吨位最大的国家。但是二战之后的欧洲,至今也并未恢复主导地位。

依据温克《牛津欧洲史IV》运用的大量的史料和数据可知,二战后的欧陆力量对比是两方面的:欧洲大国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受重创;美苏因取得二战胜利而获得优势地位,且在冷战中将欧洲撕裂,转化为对峙的前沿。

对于欧洲大国来说,其本土已经因为战争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摧残。以德国为例,美国官员费利克斯·吉尔伯特描述了战后德国的衰败:“这一带……到处都像是平坦、多石的沙漠。”而1945年的法国,工业生产水平只是1938年的40%。在欧洲,诚然是“上百万人民生活在废墟中”。

而在欧洲大国衰落的同时,美苏两大国则前所未有地崛起了,并将力量投送在欧洲。核武器的阴影长期笼罩在欧洲。与此同时,在西欧,美国实行马歇尔计划帮助其复苏经济,并没有遮掩美国使其欧洲盟国丧失独立自主性的事实。英国没能建立独立的军工体系,核武器的发展有赖于美国的支持,而西德则在美国主导下的美英法盟军控制下才得建国;在东欧,华沙条约建立,苏联对各个盟国进行着严密的控制。斯大林主义重回捷克,力主修改华沙公约。

不论是昔日的欧洲大国,还是相对弱小的欧洲国家,无一例外都受到了美国或苏联的控制和影响,丧失独立自主性。在冷战格局下,欧洲似乎并不存在中间地带,被绑架在了美苏意识形态斗争的战车之上。这种受制于欧洲外部和边缘的情况,是二战以前从未有过的:美国和俄国(苏联)从未如此彻底地左右着欧洲的发展。在前所未有的控制之下,将产生前所未有的对于独立自主的需求。因此“戴高乐主义”兴起,打造独立自主的法国;法国和西德和解,力图整合欧洲自己的力量。在不存在“切肤之痛”的“刺激”的情况下,这种“反应”是很难出现的。但是显然不论欧洲国家如何进行整合,外部力量依然可以成为欧洲一体化的阻力:自丘吉尔开始英国的亲美政策将英国同欧洲大陆进一步撕裂;欧洲内部的矛盾实际上也依然存在:比如如法国在戴高乐时期时刻警惕英国领导的欧洲自由贸易联盟,且日后实际上依然在“法德轴心”内与实力恢复的德国争夺欧洲主导权,在“重启”欧盟的过程中就难民问题等不能“同频共振”。再比如新冠疫情影响下,德国截胡意大利口罩的现象,说明欧盟还没有做好危机之下彻底解决欧洲国家内部矛盾的准备,体现出制度的脆弱与无力。而加强制度建设,不在危机之后一朝一夕,甚至长于半个世纪。

可见,同一文化背景、相同的压力和危机并不能完全促使欧洲各国放下矛盾。这方面的矛盾,是欧盟制度建构无论如何不能解决的,更是理想化的欧盟建立之初始料未及的。

在长达五个世纪的时间里,欧洲慢慢加强了对非欧洲世界的控制,但这种控制后来又迅速减少。

欧洲殖民主义者为亚、非、美带来的不只是战争和疾病,还有一套管束当地人民的制度。民族主义者的不懈抗争,虽然沉重打击了侵略者与帝国主义势力,但直到二战结束才换来了真正的民族独立。《牛津欧洲史》重视描述力量的变化,于是也将欧洲帝国对其他国家独立的无能为力予以阐述,列举了:法军在印度支那的战争、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战争、英国离开印度、荷兰离开印度尼西亚、列强从中东和非洲撤出等具体事例。离开前的欧洲列强对前殖民地进行了最后的掠夺与破坏,但既没有成功阻止独立,也未能因此提升国家实力,推动国家发展。于是出现了法国戴高乐“殖民主义是落后思想,应支持法国撤出,将力量更多用于发展国内经济”等新的政治观念。

然而欧洲突然不能控制殖民地意味着殖民主义的终结。“殖民与反殖民”的“殖民体系”崩溃,表明的是欧洲的衰落和力不从心,以及欧洲地位的一落千丈。面对美苏在苏伊士运河的行动,英法再也不能像过去一样予以遏制,再也不能在全球范围内施加影响。旧体系的瓦解并未直接带来新体系的建立,因为欧洲依然并未从新的体系中找到自身的合理位置。在国家力量的衰退下,任何一个欧洲个体国家想要重新恢复世界影响力都不可能,因此“走向联合”成为了不得不采取的措施。今后作为一个世界性力量的,更多是联合的产物——欧盟。

三、社会主义倒台有利冲击下欧盟依然面临被动

相对于战后前四十余年的美苏争霸和民族解放运动,自80年代末开始的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对于逐渐走向联合的欧洲是一大机遇。苏联(俄罗斯)力量的衰退,也是骤然的,以至于传统的权力政治理论甚至其他众多理论都无法预测和解释这一现象。这一次欧洲面对的是中东欧地区的权力真空,这次对欧洲有利的“新一轮冲击”,直接促成了后来欧盟最大规模的一次扩张:从过去“十年三国”的扩张速度突然变为大约第五、六次扩大中的“十年十二国”:塞浦路斯、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马耳他、波兰、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相继加入。社会主义倒台为欧盟扩大影响力提供了安全的环境和可供填补的空白。

然而纵使冲击是有利的,但应对冲击的被动和滞后,日后也可能将有利转变为不利。《牛津欧洲史》中有这样的陈述:“加入一个富裕的组织并不能让新成员一夜之间变得富有……毫无例外地,欧盟的新成员国都要进行长期的追赶。如果2003年欧盟的15个国家年增长2%,10个新成员国每年增长4%,新成员国还需要大约50年才能赶上前面15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这些计算凸现了旧欧盟成员国与新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实力差距。”这种差距下,许多人猜想“已经是世界最复杂的官僚集团的欧盟将会变得更加复杂。”如今,欧洲各国发展水平不一致,导致实际上各成员国所能承担义务和实际承担义务都不一致。民粹主义的兴起、脱欧与欧盟解体的呼声,都反映出许多相对发达的老欧洲国家对不平等的责任与义务的不满,也体现出欧盟的负担加剧。

从域外层面讲,欧盟国家在对待对外合作或外部威胁方面,也很难达成一致。以中国为例,若合作期间双方产生纠纷或冲突,中国一贯强调问题是发生在双边国家之间的,只能通过双边友好协商解决有关国家之间的分歧,反对多边平台和外部势力的介入:这种中国与欧盟某一个体的双边协调必然引起欧盟国家对分裂的恐惧,必然引起“分而治之”的担忧。面对17+1机制,中东欧各国中,即使是欧盟国家内部也都有着出于自身国家利益的考量,同时各国政治体制不一,地方与中央关系迥异于中国。这些都导致一直存在不一致声音。再比如,欧盟也未曾想到,其内部即使是国情、利益、文化相近的波罗的海三国,在达到共同目标后,分化也会日益凸显,利益的近似反而成为竞争的理由。这些都是时间短促导致的制度建构的不足所致:提倡合作的欧盟,并没有来得及建立机制,以面对实际存在的,各国不肯进一步让渡利益的情况。这种情况在收纳一组利益近似的国家,或是一组与老成员发展差距较大的国家时,愈发明显。

四、结语:体系建构的“青黄不接”注定欧盟必然被动

近五百年的欧洲并非“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而是“兴亡皆缓焉”。欧洲的兴起,是殖民体系、帝国体系逐渐构建的过程;欧洲的衰落,其实是外围力量长期动摇的结果。然而欧洲真正的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确实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

冲击始终存在,但并不是一开始就足以迫使受体作出反映:这种冲击必须要首先达到一定的烈度。长期居于世界领导地位,或是可以作为世界中心之一的欧洲,其自身存在着惯性和惰性,并没有突破“欧洲中心”框架的内在动力,因此长久以往内部一直纷争不断,并力主维持“均势”,实际上并没有对于外部力量尤其是美国和俄国(苏联)力量的崛起作出合理的反应。

而二战的创伤、战后美苏争霸和殖民地的独立,烈度广度都超出了欧洲的预料和承受力,因此才构成了真正的“冲击”,迫使欧洲作出通过和平途径而非战争途径走向联合的“反应”。欧洲国家因为前所未有的剧变和失落感到意外和震撼,并没有时间做好以常规方式应对剧变的准备,实际是欧洲角度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走向欧盟”不论在欧洲层面还是世界层面都是一种体系建构方面的全新尝试。

然而时间是短暂的,欧洲对于走向进一步联合缺乏准备,心有余而力不足,从体系建构到具体的扩张,每一步的进展都相对仓促。对于欧洲而言,旧的体系被打破,而“走向联合”是新的尝试,新的制度还没有彻底完善,因此必然感到“青黄不接”。面临恐怖主义、能源危机、欧债危机与难民危机等新情况,欧盟这个目前相对已经最成功的区域一体化组织,前景其实并不明朗,挑战依然十分严峻。也正因如此,面对非传统威胁和非常规挑战,欧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极为被动。尤其在新冠肺炎这一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带来的危机愈发严峻的今天,警惕“承平日久”、重新陷入静止所带来的“措手不及”,是所有国家应该做到的。

参考文献

1、黄涛 《论费正清与中国研究学科发展及其学术思想》 《聊城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

2、【美】约翰·米尔斯海默 《大国政治的悲剧》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14年;

3、【美】罗宾·W·温克 《牛津欧洲史IV》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2009年;

4、郑春荣、张凌萱 《法德轴心“重启”的限度探析》 《欧洲研究》2019年第6期;

4、王义桅 《世界是通的——“一带一路”的逻辑》 商务印书馆 2016年;

5、张艳璐 《小国对外战略的逻辑与偏好分析:以波罗的海三国为例——兼论波罗的海三国对华关系和政策的演变》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9年第4期

文章来源:国关国政外交学人微信公众平台专栏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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